2009,閱讀/尋找大師:陳映真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去帝國:51俱樂部與以帝國主義為前提的民主運動〉,討論記錄(4)

A、主題
        在《去帝國:以亞洲作為方法》的第四章,陳光興將在他所說的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三位一體的方案中,以51俱樂部為例,來理解美國情結在台灣脈絡下深深置入的「內在性」。換句話說,在他所稱之為『「全球化過程中高度不確定性所造成的不安全感」的新感覺/情緒結構』(256)中,51俱樂部所及其所提出的建州運動可視之為一個重新切入思考未盡的去帝國運動的起點。有趣的是,透過分析51俱樂部這看似荒謬的政治立場,無論是統派或是獨派,在在都顯示了本身被國族想像、帝國慾望箝制的歷史記憶。換言之,51俱樂部的政治訴求,某種程度上才是最貼近真實的狀況,也更能夠提供一個批判性反思的理解面向。而這種帝國慾望僅僅糾纏著台灣意識的狀態,除了讓台灣的主體遲遲無法建構,更提出了一個不可能迴避的問題,如陳光興在本章小結所言:「如果沒有經過全球性的去帝國省思運動,未來世界的民主走向還是會以帝國主義為前提來進行」(333)。 






B、討論
        文章的開端,陳光興便直接挑戰「後殖民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理解脈絡的缺乏。他認為後殖民理論源自西方的學院,雖然在70年代後成為了第三世界以及紛紛從被殖民狀態中獨立的國家的重要思想資源,然而,這份視野卻鮮少納入對帝國主義的研究,或是將之置於邊緣、「已過去」的位置。他並舉哈特與那格利的《帝國》一書為例,說明啟蒙主義的史觀是如何粗暴、自大的宣稱歷史的作用力如何已經在帝國之外。他獨特的批判立場引起了讀書小組成員的熱烈討論。陳光興的理解是:「世界不同地區有可能建立結盟與積極涉入的新革命力量,其基礎在於歷經歷史進程的弱勢群體,他/她/它們的力量與主體性一直受到帝國主義實際權力的制約與模塑,不會因為你告訴它們理論邏輯已經改變了,累積的歷史就會在身體上停止作用」(257)。在這邊,我們見到一個非常務實、貼近現況的批判立場。在這邊,陳光興某種程度上回應了我們讀書會的關切:後殖民研究在台灣的「實踐」與「理論」。也就是說,縱使理論不是一個憑空而生的說法,但是由於它「生之惡」的西方視角與將它推波助瀾的資本/機構的共謀關係,當我們將後殖民的理論擺放在東亞的脈絡中,這個分析工具所承載的一種僵化的框架概念便很容易侷限住不同歷史脈絡中,所可能具有的能動性。而在這種大剌剌的忽視之中,被殖民主體活生生的存在,他們被種種歷史銘刻的身體,被完全抹去了。而這種掏空身體的分析理論,很難確切的精確描述出台灣在不同結構中(殖民、冷戰、帝國)所能引起的更具有創造性的討論。
就這個從「後殖民」到「去殖民」與「去帝國」的視角轉換,怡婷提出了她的觀察。她認為這種研究途徑的轉換有很強的隱喻性。也就是說,從以一種歷史性的觀點去標示後殖民時期的到來(同時也意指殖民主義的結束),換置到將歷史積累視為一種動態、未完的厚重沈積物(特別在東亞的殖民史脈絡中),怡婷認為,這個作法非常具有啟發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危險性的。啟發性的地方在於,視角轉變的同時,也暗示了一種置換參照系統的企圖心。用陳光興的話說,就是以亞洲為參照點,透過鄰近國家的殖民、對抗帝國的歷史,試圖理出一條迥異於以美國為主要參照系統的座標。然而,以亞洲作為方法同時也必須放在知識累積的層面看。也就是說,當我們試圖連結亞洲不同區域對亞洲的相異/相似想像的同時,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就是後殖民的思想已經強力以不同的方式滲透在「不同的亞洲」之中。換言之,怡婷認為,陳光興提出的「以亞洲作為方法」是一個試圖在凝固的西方中心認識論中,打開一個通氣孔。透過亞洲各國密切的交流、相互的理解和參照,希望能夠積累出一個對帝國充滿反思性的文化符號(卻不會也無法成為一個「嶄新」且毫無「帝國」迴音的系統)。但是在實踐的層次上,當美國懷有帝國的心態並在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層次侵入亞洲的肌理,顯然,「亞洲作為方法」作為一個啟發性的起點,之後在實踐方法論的層面上,仍要避免「我們亞洲」/「你們西方」的窄化思想,免得在亞洲連結的路上再度帝國化了而不自知。
        貞儀則在“如何理解美國主義”的討論中,陳光興提出若要更深刻的處理美國的文化如何能接軌到在地歷史的文化邏輯,必須在理論的層次上從「文化帝國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的文化」的概念感到有興趣。陳光興認為:「美國帝國主義文化的力道來自於將美國建構為現代性的指標、象徵與代表,鑲入到地理殖民空間中,因而成為認同的對象」(279)。貞儀覺得,這個反思的力道直接衝擊了她作為一個接受台灣七年外國文學訓練的學生身分。她認為,外文系作為一個學術機構,從最初被賦予一個引介(外國=美國?)文化的責任(這個責任的歷史成因也十分可疑),到現代因為資本主義邏輯強力開展的關係而漸漸式微(或因為「無用」而退場),這個學術機構的存在意義必需在此刻被重新思考。究竟外文系在現代學術/社會場域的能動性何在?是仍然心向西方「經典」?或是有可能開啟一個更具介入性、顛覆性的文學視野?在掌握了兩大帝國語言(中、英文)的同時,外文訓練顯然已經不是被過去那種「接受」並「傳播」知識的單向思維給概括。貞儀提出一個有趣的大膽想像。她認為,若文化是美國(帝國)主義擴散的一個重要媒介,外文系作為一個長期深耕並持續累積思想資源的機構(某種程度上也許是最「專業」的機構),是否有可能在參照亞洲各國外文系的經驗中,重寫外文系的想像,並使之成為一個能夠在文化傳輸過程中更具有批判力道的文化機構。
        在今天討論的最後,香琪和我們分享她從911事件後到歐巴馬當選總統的觀察。她認為當這一連串看似電影情節的事件真真實實地發生時,「世界」彷彿要走進一個新的紀元。如陳光興所說,當美國從「解放者」成為「全民公敵」,全球反美的動力開始發聲,質疑著美國的帝國心態。若《去帝國:以亞洲作為方法》的其一核心概念是:去帝國的運動並須同時在前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同時開展。那麼,我們彷彿可以在近來反美和中、日、韓逐步形成區域性的共識見到一個可能的去帝國起點。然而,香琪覺得有趣的是,究竟歐巴馬的當選代表著什麼意義呢?一種表面的說法是美國人終於決定迎向改變,對窮兵黷武的帝國心態感到厭煩。然而,若仔細觀察歐巴馬競選時所召喚的英雄主義,以及他在軍事、外交政策上和小布希政府的連續性,這位黑皮膚的總統是否仍掛著白色的面具?或是,歐巴馬的當選也可能是美國去帝國運動的一個起點呢?香琪的問題讓我們今天的聚會在一個大問號中小結。而沒完沒了的是,我們知道思考這個問題是必要且急迫的,由於美國主義內在於台灣的文化性,我們無法和這樣的問號脫鉤,卻可以在亞洲內部尋找更多的共通性,形成一個有力的回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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