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題
相較於前幾章，陳光興 老師在第五章 ＜亞洲作為方法: 超克「脫亞入美」的知識狀況＞ 企圖跳脫出以歐美體系為主已然僵硬化的論述模式，嘗試以亞洲作為方法來開展出另一種討論的可能性。此方法，如同陳光興 老師所強調，「並不承載過多理性的重量，相反的，方法被想像為中介過程，走出既有的限制與框架，走向更具生產力的開放空間」(336)。由副標題所提示，本章旨在面對並超克台灣自二戰後長期以來的「脫亞入美」意識形態，挑戰東/西二元對立的邏輯思考。因此，亞洲作為方法，意味著：「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與中介，處於亞洲的各個社會能夠重新開始相互看見，彼此成為參照點，轉化對於自身的認識; 在此基礎上，能夠更進一步，從亞洲歷史的多元歷史經驗出發，提出根植真實台灣、亞洲經驗的世界史理解」(339) 。
二、討論
在本周的討論中，我們小組主要朝著這個方向來進行，探討亞洲作為方法，其實踐過程與歐美論述的差異性，即以亞洲作為參照點和以歐美理論為論述框架之間存有什麼不同之處? 什麼原因使得現今歐美理論作為對照點的僵化? 在此脈絡下，接著，我們更進一步地談到Spivak的理論概念「本土情報員」(the native informant)。倘若抽離了歐美思想作為參照對象，本土情報員意義的轉換為何? 與Spivak的發問: 「底層人民是否可以發言?」 之間又有什麼樣巧妙的關聯性? 首先，在閱讀「亞洲作為方法」的創新概念時，不難發現陳光興 老師其實是希冀透過轉化參考點，否認、甚至抵抗西方對亞洲地區的否定，重新發現並發展出屬於亞洲人的意識 (consciousness)。而這樣的意識，若單從歐美論述下進行探討，所得的答案很難脫離以西方為主以東方為他者的想法。更確切地說，以歐美論述來理論化亞洲的學術研究已深陷於西方焦慮的泥沼之中，幾乎無法再提出其他更具生產力的討論。在此，「亞洲作為方法」如此獨樹一幟的討論方式，所代表的重大意義在於「不再只是將亞洲當成分析對象，而意味著知識生產轉化的媒介」(151)。是分析對象，但更重要的是，同時也是轉化的中介。這和以往從歐美理論角度出發，有著絕對的差異性。原因不僅是在於，以歐美中心為論述框架，雖有其價值所在，但往往敗於西方問題，導出同質化的論點，即便分析對象為東方，但反映出的仍是西方的影子。而且，以歐美觀點來看待的亞洲，必定摻雜了西方的意識形態，特別自康德以降，長久以來東方一直處於作為西方他者的狀態，被排除在外。因此形成了「有理論基礎的研究者 (theoretically minded researcher) 與本土情報員 (the native informant)」(364) 的關係。在此，陳光興 老師指出，西方成了前者的代表，而東方無疑地成了驗證這理論的本土情報員。最明顯不過的例子，便是那些濫用康德之名，以康德的哲學來合理化自身行為的西方殖民者。表面上打著教化異邦文化的旗幟，實質上卻進行強取豪奪的殖民主義。在這個脈絡下，「亞洲作為方法」的論述方式消解了原先本土情報員以歐美理論為參照對象的困境。但是，一旦跳出了這個框架外，本土情報員所扮演的角色將會面臨到什麼樣的轉換? 在意義上的轉變又會是如何呢?
無可否認地，陳光興 老師在文中以頗具興味的暗喻「註腳」(364) 點出了本土情報員尷尬的窘境，但在我們討論之際，不免對於這樣的說法採取保留的態度，因為陳 老師的說法似乎只從單一面向來解讀本土情報員的身分，忽略了Spivak的理論概念更深層的意思。在她的著作《後殖民理性之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Spivak 就曾以《魯賓遜漂流記》中的人物 星期五 來暗示「本土情報員」意義之複雜性。她說: 『「本地人」，無論那代表什麼樣的意思，不僅是位受害者，而且也是能動者。處在邊緣難以理解的守護者，什麼皆不告知。』[1] 由此，Spivak 所談的「本土情報員」不單只是處於被動關係下的弱者，同時也是具有能動性的角色，他 / 她們有著自我決策，意願的能力，擁有透露秘密或保持緘默的主體性。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認為本土情報員很重要的特性便是在於是否自身願意展開行動，發揮自我的能動性。這個問題可以和陳光興 老師回應Spivak著名的發問: 「底層人民是否可以發言?」作連結。差別在於，陳光興 老師所談的是底層人民其實一直都在鏡頭前發言，而我們覺得底層人民的自我發言卻是和他 / 她自身的意願極為相關。換句話說，我們將焦點著重在底層人民的內在本身，要問的是: 是否底層人民願意自我發言? 不再是將問題放在「能不能」上打轉，而是拉回到底層人民那晦澀，拒絕他人進入的私密空間。如此，一旦以亞洲作為方法來進行論述，本土情報員的意義就有了轉換的可能性，不再是只處於消解的被動狀態，而是使得相互轉化的可能性提高，擴大底層人民展開自身能動性的範圍。
[1] 原文 “ ’The native,’ whatever that means, is not only a victim but also an agent. The curious guardian at the margin who will not inform” (Spivak, “A Critique”,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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