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冷戰：大和解為什麼不／可能？〉中，陳光興從相較於剛硬的主流理論論述較為軟性的情感結構著手，重新檢視東亞地區既平行又交錯複雜的殖民／冷戰雙重構造，並以台灣兩部電影《多桑》以及《香蕉天堂》為起點，進一步帶出人民中低下階級中的情緒感覺結構，其中揉雜了對省籍矛盾以及統獨論辯的思考，對殖民／冷戰的雙重構造作更進一步的說明。作者在文章一開始便闡述了兩個感人並充滿情緒性的場面，一個場面是南北韓雙方家人團圓的哀慟畫面，另一個是作者父親返鄉以及作者自身到北京追悼母親的體驗。這些事件在表面上代表了冷戰已經過去，各國（至少在東亞）終將走向大和解，和平的時代已經來臨。
不同於主流的論點，陳光興在文章中直接點明：「所謂的後冷戰時期尚未到來」（183）。即使柏林圍牆倒塌、社會主義政權瓦解、蘇聯的解體、中國資本主義化、南韓與北韓和中國與台灣已經開放探親，都並不代表冷戰結構已經消失；相反的，長期以來的冷戰情緒以及情感結構早就根植於歷史之中，即使表面上宣告冷戰結束，國族的、個人的、情感的冷戰結構都還存在於人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冷戰尚未結束，既然冷戰尚未結束，又何來大和解與和平之說？因此，「後冷戰」到底意味著什麼？「去冷戰」又應該是
怎樣的狀況？這些都是極為迫切的議題，各個批判圈應積極面對並反省此一議題，唯有如此，大和解論述才不致於淪為空談。
《多桑》和《香蕉天堂》的故事背景都是戰後的台灣194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前者描繪的是受到日本殖民史影響的閩南籍工人多桑的故事，後者闡述受到冷戰結構影響的外省籍下層軍人門閂與得勝的故事。在這兩部電影中，不管省籍問題是擺在前景或隱形於背景，在在都顯示出在台灣，省籍觸碰的不是單純的本省外省問題，而交雜於殖民與冷戰結構之中。《多桑》中對日本的想像作為現代的、進步的象徵，基本上與台灣在戰後對美國的想像邏輯上是類似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追逐『現代』的欲望與殖民主義的『文明教化』是相輔相成的，構築了人們感情結構的根本視野」（205）。戰後的台灣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對「現代的」、「進步的」、「美國的」追求更是不餘遺力。也因次失去了對帝國想像以及欲望的批判能力。在這裡，陳光興指出「這整套關鍵命題是要被質疑與挑戰的，特別是有權勢的人啟動現代的意識形態去打壓弱勢主體群」（205）。我想必須再深入挖掘的不只是強勢如何利用「現在化」的光環打壓弱勢，應該是更宏觀的去關注到弱勢如何間接鞏固並勾結此一意識形態。
在冷戰之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全球化」頓時成為經濟文化上主導性的字眼，而這個概括的強勢字眼也掩護了冷戰結構，使其至今仍持續進行。就東亞國家而言，不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仍是維持著冷戰反共親美的架構，也正因為如此，對於美國帝國提出新帝國主義的批判思考的場域及力道都明顯不足。近來越來越多學者呼籲應從「脫亞入美」的思考方式轉向「脫美返亞」或「再亞洲化」的反思。實際上去冷戰的批判性思考，講白了就是政治文化知識生產等各方面的去美國化批判思考。在這裡必需釐清的是「脫美」或「再亞洲化」不代表「反美」或重建「大亞洲」思想，而是呼籲亞洲國家應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建立自我反省的能力。台灣的學術主流論述基本上是以美國知識學術為基準及目標，但是美國的學術批判很少有人提出批判美國帝國主義一直以來對世界帶來的剝削壓制以及傷害，因此顯現出美國學術圈缺乏對去帝國議題的省思。若台灣親美／親帝國現象（如1996年的51俱樂部現象）沒有被反省，學術文化也跟著大美國思想走，沒有提出自我特殊歷史文化位置的批判，去帝國的目標便遙不可及，更不用說去冷戰或大和解。
與大和解（reconciliation）緊密相扣的是（歷史）責任的歸屬的問題。在文章中，（歷史）責任的歸屬的問題是個複雜難解，卻又非常關鍵的議題。拿文章裡的例子來說，對外省人來說，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是滿清的錯，不是現代中國的錯，那麼中國人又有什麼立場指責現代日本，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呢？類似的歷史責任歸屬問題比比皆是，如越戰、韓戰、慰安婦問題、二二八事件都是。當歷史事件成為過去，傷害仍繼續存在時，責任問題到底要如何釐清？所謂的和解又該如何達成？誰該道歉？誰該接受補償？是不是道了歉事情
就解決了？是不是立個紀念碑、設個紀念日，一切就和平了？這些看似複雜又無解的問題常常被避而不談，但是唯有這些問題被正視，被處理，歷史傷口才有可能癒合，和解才有可能。也許這些問題沒有辦法即刻被處理，但是透過重新檢視國家面對責任問題的態度，也許可以重新檢視國家的帝國面貌以及反省整個世界帝國體制的運行方式。
在閱讀中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作者的意思。作者在文中提到：「…所謂省籍矛盾、族群對立的『大和解』確實是有真實的必要性，然而絕不是政客講統／獨休兵式的和解，畢竟統獨問題是國家主義問題，雖然有重要的文化效應，但總是以上層政治菁英為接合主體，因此省籍問題上的和解和統獨和解是兩回事」（232）。這裡不太清楚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因為陳老師先前不斷闡明省籍問題和統獨問題其實是既平行又交錯的，為什麼這裡又說是兩回事呢？另外，在兩百三十四頁的地方，作者從談論台灣和中國的和解問題直接連接到「亞洲地區的和平」意識，我個人認為跳的太快了。陳光興的文章集中在東亞地區的討論，如果要繼續推演到亞洲地區和平的討論，我想必須先進入到亞洲的框架來討論：什麼是亞洲？亞洲的和平問題遠比台灣、中國、日本、美國間的議題來的更複雜。我認同作者所說的，亞洲重新自我認同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在重新自我認同之前，認識過去的亞洲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建造出來是關鍵且有意義的。另外，在結論的地方，作者說道：「總結來說，大和解是多層次，多場域，全面性的歷史結構性問題，不能簡單的處理，面對歷史記憶及情緒結構是必須的起點」（240）。我非常同意陳光興的見解，但是要如何面對呢？如何推廣到大眾的文化思想中呢？這又牽扯到國家機器以及教育體制、知識生產的問題。對於如何實踐，陳老師並未多加著墨，在有了新方法之後如何實踐也是我們比較好奇的部分。
不同於主流的論點，陳光興在文章中直接點明：「所謂的後冷戰時期尚未到來」（183）。即使柏林圍牆倒塌、社會主義政權瓦解、蘇聯的解體、中國資本主義化、南韓與北韓和中國與台灣已經開放探親，都並不代表冷戰結構已經消失；相反的，長期以來的冷戰情緒以及情感結構早就根植於歷史之中，即使表面上宣告冷戰結束，國族的、個人的、情感的冷戰結構都還存在於人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冷戰尚未結束，既然冷戰尚未結束，又何來大和解與和平之說？因此，「後冷戰」到底意味著什麼？「去冷戰」又應該是
怎樣的狀況？這些都是極為迫切的議題，各個批判圈應積極面對並反省此一議題，唯有如此，大和解論述才不致於淪為空談。《多桑》和《香蕉天堂》的故事背景都是戰後的台灣194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前者描繪的是受到日本殖民史影響的閩南籍工人多桑的故事，後者闡述受到冷戰結構影響的外省籍下層軍人門閂與得勝的故事。在這兩部電影中，不管省籍問題是擺在前景或隱形於背景，在在都顯示出在台灣，省籍觸碰的不是單純的本省外省問題，而交雜於殖民與冷戰結構之中。《多桑》中對日本的想像作為現代的、進步的象徵，基本上與台灣在戰後對美國的想像邏輯上是類似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追逐『現代』的欲望與殖民主義的『文明教化』是相輔相成的，構築了人們感情結構的根本視野」（205）。戰後的台灣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對「現代的」、「進步的」、「美國的」追求更是不餘遺力。也因次失去了對帝國想像以及欲望的批判能力。在這裡，陳光興指出「這整套關鍵命題是要被質疑與挑戰的，特別是有權勢的人啟動現代的意識形態去打壓弱勢主體群」（205）。我想必須再深入挖掘的不只是強勢如何利用「現在化」的光環打壓弱勢，應該是更宏觀的去關注到弱勢如何間接鞏固並勾結此一意識形態。
在冷戰之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全球化」頓時成為經濟文化上主導性的字眼，而這個概括的強勢字眼也掩護了冷戰結構，使其至今仍持續進行。就東亞國家而言，不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仍是維持著冷戰反共親美的架構，也正因為如此，對於美國帝國提出新帝國主義的批判思考的場域及力道都明顯不足。近來越來越多學者呼籲應從「脫亞入美」的思考方式轉向「脫美返亞」或「再亞洲化」的反思。實際上去冷戰的批判性思考，講白了就是政治文化知識生產等各方面的去美國化批判思考。在這裡必需釐清的是「脫美」或「再亞洲化」不代表「反美」或重建「大亞洲」思想，而是呼籲亞洲國家應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建立自我反省的能力。台灣的學術主流論述基本上是以美國知識學術為基準及目標，但是美國的學術批判很少有人提出批判美國帝國主義一直以來對世界帶來的剝削壓制以及傷害，因此顯現出美國學術圈缺乏對去帝國議題的省思。若台灣親美／親帝國現象（如1996年的51俱樂部現象）沒有被反省，學術文化也跟著大美國思想走，沒有提出自我特殊歷史文化位置的批判，去帝國的目標便遙不可及，更不用說去冷戰或大和解。
與大和解（reconciliation）緊密相扣的是（歷史）責任的歸屬的問題。在文章中，（歷史）責任的歸屬的問題是個複雜難解，卻又非常關鍵的議題。拿文章裡的例子來說，對外省人來說，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是滿清的錯，不是現代中國的錯，那麼中國人又有什麼立場指責現代日本，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呢？類似的歷史責任歸屬問題比比皆是，如越戰、韓戰、慰安婦問題、二二八事件都是。當歷史事件成為過去，傷害仍繼續存在時，責任問題到底要如何釐清？所謂的和解又該如何達成？誰該道歉？誰該接受補償？是不是道了歉事情
就解決了？是不是立個紀念碑、設個紀念日，一切就和平了？這些看似複雜又無解的問題常常被避而不談，但是唯有這些問題被正視，被處理，歷史傷口才有可能癒合，和解才有可能。也許這些問題沒有辦法即刻被處理，但是透過重新檢視國家面對責任問題的態度，也許可以重新檢視國家的帝國面貌以及反省整個世界帝國體制的運行方式。在閱讀中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作者的意思。作者在文中提到：「…所謂省籍矛盾、族群對立的『大和解』確實是有真實的必要性，然而絕不是政客講統／獨休兵式的和解，畢竟統獨問題是國家主義問題，雖然有重要的文化效應，但總是以上層政治菁英為接合主體，因此省籍問題上的和解和統獨和解是兩回事」（232）。這裡不太清楚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因為陳老師先前不斷闡明省籍問題和統獨問題其實是既平行又交錯的，為什麼這裡又說是兩回事呢？另外，在兩百三十四頁的地方，作者從談論台灣和中國的和解問題直接連接到「亞洲地區的和平」意識，我個人認為跳的太快了。陳光興的文章集中在東亞地區的討論，如果要繼續推演到亞洲地區和平的討論，我想必須先進入到亞洲的框架來討論：什麼是亞洲？亞洲的和平問題遠比台灣、中國、日本、美國間的議題來的更複雜。我認同作者所說的，亞洲重新自我認同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在重新自我認同之前，認識過去的亞洲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建造出來是關鍵且有意義的。另外，在結論的地方，作者說道：「總結來說，大和解是多層次，多場域，全面性的歷史結構性問題，不能簡單的處理，面對歷史記憶及情緒結構是必須的起點」（240）。我非常同意陳光興的見解，但是要如何面對呢？如何推廣到大眾的文化思想中呢？這又牽扯到國家機器以及教育體制、知識生產的問題。對於如何實踐，陳老師並未多加著墨，在有了新方法之後如何實踐也是我們比較好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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