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文化研究月報-- <<帝國>>與去帝國化

《帝國》與去帝國化問題

陳光興，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版權所有

一、定位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以後，全球權力結構正面臨關鍵性的調整，美國布希政權強勢推動的全球反恐怖主義軍事行動，迫使國際批判圈再次面對軍事帝國主義問題。麥克‧哈德與安東尼奧‧納格利廣受注目的《帝國》一書出版於九一一事件之前，是對於帝國主義最近期的討論，他們的理論是否能夠提供我們不同思考的方向，這是我閱讀這本書的動力之一，但是為了不斷章取義地曲解作者總體的論述，這個問題將延緩到閱讀過程中來討論。



一九九○年代，後殖民與全球化兩大論述儼然成為英語世界的顯學，效果上取代了八○年代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位置。使後殖民與全球化議題得以快速浮現的歷史條件與前提在於歐美地區宣告冷戰的結束，左右對立的關鍵結構性區隔被拔除後，一方面資本主義陣營內部被壓抑的前期殖民歷史關係重新被搬上檯面，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運動在掃除社會主義抗拒的路障後，以資本為前導的全球化運動於是全面性的展開。然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識型態所籠罩的感覺結構中，向後看的後殖民論述與向前看的全球化話語共同將重要的「帝國／主義」分析語彙推到邊緣位置，甚至是割除，造成對於過去歷史所形塑出的當前世界情勢不具解釋力。哈德與納格利的重要著作《帝國》在此時出現，可以說是一種批判性的介入，將帝國問題重新擺在辯論的核心位置，其效果暗示了左翼進步思潮的再次轉進。

《帝國》出版於二○○○年，很快的被譯成近二十種語言，除了歐陸語言外，日文及韓文譯本也已經於二○○一年出版，台灣與大陸的華文版也將於二○○二年陸續成書，成為近年來國際進步學術思想圈最受注目的焦點，相當快速的產生論辯的聚焦作用，無論對它的回應是支持、批評還是反對，它確實已經變成了學術圈的重大事件。《帝國》何以會受到如此的重視？我們又要如何去閱讀它所捲動的風潮？

《帝國》英文原版封底內頁的宣傳文字將這本書定位為「新共產主義宣言」，其寫作的目的在於尋找邁向全球民主社會的另類政治典範；他們自己聲稱是共產主義份子，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迫切感來自於觀察到新的帝國體制延續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政權對於人類的壓制與迫害，所以必須找尋新的出路。哈德與納格利重新舉起新共產主義的大旗，顯然是在對抗八○年代末期對於共產主義與左翼思想的揚棄，特別是貫穿全書不斷強調以multitude（弱勢群體，後詳）為主體的「反帝國」方案，明顯地標示出作者將自己的思想擺放在左翼革命傳統的定位，因此，如果把《帝國》當成是作者要擁抱的新世界或是為美國帝國主義脫罪，那是完全的誤讀，帝國是作者的分析對象，論證過程中很清晰的保持批判距離，他們企圖透過對於帝國運轉複雜原則的掌握，從帝國的內在邏輯裡找尋新的革命主體。如此來看，《帝國》的風行難道只是意味著它重新召喚了被壓抑的革命慾望？故事當然不是那麼簡單。《帝國》對於世界「新形勢」所提出的理論分析不僅在指出世界轉變中的主導性邏輯，對眾說紛紜的全球化問題提出歷史性的解釋，同時將其放入帝國體制的構造當中，指出全球化現象是向帝國形成的過渡性徵兆，使既有的全球化中性討論被徹底的政治化。這種戰略性思考的效應在於延續國際主義的傳統，肯定全球化所帶來新的契機，同時把反全球化扭轉成反帝國，在這樣的基礎上挑戰進步思潮的僵化與盲點，企圖擺開政治正確的包袱，面對歷史狀況中浮現的可能性。

納格利是著名的義大利籍政治理論與政治哲學家，原來是Padua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一九七九年義大利政府將他以武裝反政府恐怖組織領導人之名逮捕入獄，一九八三年因為當選激進黨的國會議員被釋放，但是馬上又被剝奪議會豁免權，被宣布再度入獄後開始長期流亡法國，長期任教於巴黎第八大學與國際哲學學院，他的許多重要著作，如《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1989）、《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1991）、《Marx beyond Marx》（1991）、《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1999）以及與Michael Hardt共同的著作《Labour od Dionysus: A Critique of State Form》（1994）都完成於這個時期。在巴黎流亡十四年後，他決定返回母國，希望以他自願的行動來解決義大利長期以來的政治犯問題；事實上，從七○年代至今，大約有一百八十人還關在獄中，一百五十人流亡海外。但是事與願違，他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再次被捕，至今還被關在羅馬的瑞比比亞監獄。Michael Hardt是美國年輕一代的學者，為人謙和、平易近人，畢業於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英文系，目前任教於杜克大學文學系，是公認的德勒茲（Deleuze）專家，著有《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1993），除此之外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從事翻譯，將義大利的政治思想介紹到英語世界，如《Radical Thought in Italy》（1996），納格利的有些著作也是出自他的譯筆。

在理路上，作者清楚的指出《帝國》的分析受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德勒茲與加塔里（Guattari）的《A Thousand Plateaus》影響：該書中所呈現馬克思主義的結構分析與精神分析的欲望生產兩條路線的交錯，其實奠基在兩位作者之前的著作。或許可以這麼說，《帝國》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基地上總結了過去二、三十年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中最具挑戰性因子，同時將後殖民論述納入他們的對話範疇，來繼續深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新的歷史實踐。

二、主要論點

《帝國》的論證方式與早期後現代主義的歷史斷裂論極為相似，它的核心論點在序言中就提出了：二次戰後，殖民政權相繼被推翻，八○年代後期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逐步瓦解，冷戰結構的鬆動使得資本主義市場與生產全球化的阻力被掃除，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現，這個新世界結構的政治主體形式就是帝國。帝國的想像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統合性構造相當地層級化，權力的運作是金字塔狀，由不同交叉重疊的多重網絡（network）構成（後詳）。帝國形成的軌跡是延著歐美現代性的內部張力來進行，透過殖民帝國主義及資本全球化的歷史運動，將屬於不同時空的地理區域吸納、統合到同一時空當中。這個基本的命題奠基於他們對世界運作歷史邏輯轉變的分析，構成該書的主要書寫策略就是在鋪陳多層次的總體轉化，其分析路徑主要是透過「主權」與「生產」的歷史理論邏輯地轉化來聚焦。非常簡化地來說，《帝國》是從社會生產、思想與文化的不同場域來追溯由帝國主義向帝國的過渡，也就是現代向後現代的過渡，其間工業資本主義的物質性勞動為資訊資本主義的非物質性勞動所取代（作者一再重複網絡生產資訊經濟的勞動基本形式是傳播、合作、情感的），社會的管制形式由規訓社會（society of discipline）深化為控制社會（society of control），政治權利伸展的性質也由結構性的操作延展至微觀、網狀的生物權力（bio-power），滲入到社會身體當中，而貫穿這些社會權力構造階層化的轉變就是從先驗性（transcendence）到內在性（immanence）。再次強調，這些進程與轉化非常深刻的根植於歐美地區特定的歷史文化經驗。

哈德與納格利對於內在性思考的方法論與帝國結構的理論想像模型來自德勒茲與加塔里的社會本體論，社會主體性的立足點基本上是三元論，由欲望、身體與思想三個動態歷史性場域相互拉扯所形成，其中人不是獨立個體，是部分客體，它的流動性身份、認同關乎在多重的關係網絡中的位置，其中點線面的連結是內在關係，不是由外在、凌駕式的先驗關係來接合。網絡的組織運作有兩種模型，一種是植物的地下莖狀體（rhizome），成相互糾結狀，這種網路結構是非中心化、非階序化的；第二種成樹狀結構，所有的支幹、葉片都受制於主根，這種壟斷性的網絡有明確的中心點與階序格局結構。哈德與納格利認為當代的資訊網絡與帝國構造是這兩種模型的混雜體。我們可以這麼簡化的理解：微觀的生物權力運行的網絡及multitude連結的方式是莖狀的，而帝國的統合權力結構是樹狀的，後者以包抄的方式企圖駕馭前者。

他們理諭的核心是：歐洲現代性的構成是兩種力量不斷衝突矛盾的結果，一種是內在性的力量，強調欲望的解放與社會的連結，另一種力量是先驗性，強調凌駕一切的權威來維護社會秩序，現代主權國家的出現是第二種力量的展現，但是他們認為帝國的基本性質是內在與外在的區分已經不存在的，現代性所建構的物質性空間的權力運作是以內／外之間的辯證為基礎，而帝國權力不但打破內外區隔，而且在無所不用的虛擬空間中操作；在法權層次上，帝國閃過差異性，用包容性來建立普遍性權利，以此來自我正當化；在文化上它則區分、肯定差異性，最後將差異階序化以便納入管理。與後現代斷裂論的不同在於，後現代論述止於指出新的社會運作的形式邏輯與以往的差異，而哈德與納格利更進一步的論辯，帝國邏輯將原有的運轉邏輯包抄、吸納、收編到其運作當中。舉例來說，全球經濟的生產模式在後現代的過程並不表示工業生產的結束，就像工業革命在現代化過程中徹底轉化農業生產使其更具生產性一樣，資訊革命是在轉化工業生產，將其視為服務業來看待，透過資訊化使其更具生產力（未來的基因工程似乎意味著下一次的革命）。對於反帝國的主體multitude，他們認為帝國的形成其實是回應於前一個時期的multitude追求解放的動力，以階級鬥爭的形式來出現。而面對新情勢，作者認為反全球化這個過程的意義不大，問題在於如何重新組織這些過程，調整其走向；由於沒有東西外在於帝國，反帝國必須在其內在邏輯中操作。承襲左翼國際主義企圖將生產關係全球化的傳統，他們認為當前左翼以在地自主性的維護作為抵抗全球化的策略，其實符合了資本主義的統合機制，他們指出真正的敵人是統治全球關係的帝國體制，只有覆蓋在帝國底層的multitude有足夠的創造力來建構反帝國，超越帝國。
對於《帝國》的主要論點，由於它論證的多重複雜性，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接受他們的觀點，誠如作者所說，他們希望《帝國》能夠成為傅科所說的工具箱，所以問題在於這樣的理論故事到底對在什麼處境、處於什麼位置的群體，在哪些分析層面可以提供作戰的武器，觸發欲望、產生能動性，也就是它可以empower什麼樣的主體？從對話對象以及引用的思考資源來看，作者企圖說服的主要是熟悉歐美批判論述的讀者，但是簡單的以歐美中心主義來推翻其論證並不是很強而有力的，作者很自覺的指出，他們分析從帝國主義向帝國的過渡與轉換是以歐美地區為分析對象，主因在於資本主義展開的歷史地理路徑正是沿著軌跡來運行的，特別到了後來歐美產生的法則已經成為廣泛的運用成全球性的宰制邏輯，因此追溯帝國的形成必然是歐美中心主義。但是從其分析的內在邏輯來看，《帝國》所不足的在於它沒有處理歐美之外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除了資本邏輯，是如何被統合到帝國的體制中，特別是與區域史的內部連結關係，缺乏這一個層次的解釋所造成嚴重的戰略後果是：作者只能夠歷史化地指向統合性概念multitude，而無法縫合在不同歷史環境中multitude欲求解放的特定性。

我認為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認知歷史，其中包括世界史是否已經在資本的推動下完成統一的問題，就算是，多元複雜的歷史動力不會因為新社會邏輯的出現就消失，或是很平整地被納入新的運作當中，客觀的社會邏輯如此，意識型態乃至於欲望生產也是如此。例如，他們認為是帝國將歷史上建構出來的身份認同為其所用，它的統治機制是相當有彈性的，雜種（hybridity）本來就是它的基本性質，原來世界區分成的三個世界也都被攪拌在一起，第一世界充斥著第三世界的人口，第三世界的空間裡也出現了比第一世界還要第一世界的高科技上層社會。這種抽取、抽離式的討論是將區域性的歷史平板化，是不能內在的解釋變動的軌跡。這些現象確實存在，但是這些變化絕對不是均值的，它的攪拌也只是片面的，如此總體化地消解掉這些區隔，並無法掌握歷史的複雜性，就像說當南韓和台灣的服務業人口超過百分之五○就已經脫離了第三世界進入後現代，或是印度、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快速發展（實際的網路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所謂的非物質性虛擬勞動就取代了原有的體力勞動，這樣的論證實在太簡單，不但以偏概全，而且無法掌握既有歷史與新興現象的接合。如果新興資訊產業是如此平整地吸納了工業生產，台灣也就不會出現資訊工業與所謂傳統產業的鬥爭。如此強調非物質性勞動是否暗示了作者處於帝國頂端來想像參考點的盲點？從非洲大陸來觀察，又會提出怎樣的理論邏輯呢？割除非洲大陸的全球化又意味著什麼？中國大陸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農業人口不僅未被吸收到工業生產模式，底層農民生活艱苦，在加入WTO以後危機加劇，並沒有跡象顯示會被吸納到非物質勞動體制當中。快速想要找到共同敵人，統合性的單一線性史觀其實背叛了他們分析上的反化約論。作者一再強調從multitude的角度看問題，但是貧困地區的底層人口並不是multitude所指涉的對象，難道作者真的是從金字塔的頂端在看世界？我們可以同意在分析路徑上的歐美中心主義，但是不能同意在參考點上以偏概全、無限上綱，以理論邏輯消除區域的歷史差異性；我們可以接受在結構上具有主導性（structure in dominance）的方法論，但是作者必須清楚地陳述其他確實還在運作的社會邏輯，在不同的地方如何被接合到新的體制當中，否則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姿態最後還是在歐美中心主義的內在邏輯中打轉。

三、帝國主義與帝國到底有什麼不同？

作者以「帝國」為主要的分析概念，對讀者來說是相當混淆的，主要是帝國主義與帝國這兩個語彙都已經承載了歷史的長期想像。或許創造與帝國不同的新詞彙來描繪他們想要指出的全球新政治體制，會使分析更為清楚，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作者運用帝國的戰略是在指出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連續性及斷裂性。在理論層次的比較上，他們指出帝國主義的基礎在於歐洲民族國家的主權論，它有相當清楚的國界（邊界），它其實就是歐洲民族國疆界的延伸，因此殖民地是疆界／國土延展的想像。相較而言，在狹隘的現代民族國家因喪失統理經濟與文化互動而逐漸式微之後（作者將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九年的聯合國視為民族國家式微的指標），帝國不在領土地域的層面上來建立權力中心，特別是它的操作不以民族國家的國界為區分，而是致力於打破疆界的壁壘，將整個地球都納入其中。這裡，作者的論證其實是延續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與馬克思的資本論，指出帝國主義的根本限制，意即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有清楚內外關係的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邏輯相違背，為了實現世界市場與沒有屏障的流動，資本必須超越帝國主義，消除內在與外在的分野，才能順暢的流動。作者同時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世界無產階級的主體性表現就是超越民族國家，超越帝國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扮演著推手的作用。

不同於列寧與馬克思的是，除了在資本邏輯討論外，哈德與納格利將帝國的法權系譜回歸到以基督教為基礎的羅馬帝國。在羅馬法權的概念下，帝國權利指涉的是單一的統合權力，其目的在於和平，為所有人提供公正的保證，它所以發動戰爭是為了公正與和平。所以在當時的帝國想像中，權利同時指向時間與空間：在空間上是沒有邊界的，在時間上它是超越歷史的，是永恆的。但是這兩個方向在文藝復興的世俗化過程中開始分離，兩條路線的鬥爭於是展開，整體歐洲的現代性在這兩者之間擺盪，對作者而言，只有到了後現代帝國這兩種權利才又重新統合到一個範疇之中。作者似乎暗示著當前的帝國其實是羅馬帝國想像的夢想成真，只是具體的結構性條件已經完全不同了。

如果羅馬法權的單一帝國權利來自於先驗的賦予，其權力的操作也是不容質疑的，那麼歐洲現代性的起點正在於「內在性」的革命性新發現，及之後與先驗性之間一輪又一輪的鬥爭，最後表現在歐洲民族國家主權的出現，也正是帝國主義的基礎。歐洲現代性的關鍵點在於「世俗化」過程對於「先驗性」的挑戰，所帶動地總體變化。這點是極其重要的，對於在華文地區生活的人而言，我們可以理論性的理解，其實不是很能體驗世俗化的身體、情感意涵及其歷史的轉化，所以缺乏這個面向地思考就不能掌握歐美現代性的性質。相對於歐洲而言，北美地區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並沒有完全的世俗化，這或許是因為當初移民北美洲大陸的人口，在那時歐洲的世俗化過程還在進行，所以基督教傳統從開始到現在依然深植於其主導性人口當中。總統就職時手扶《聖經》表面上只有象徵性的儀式意義，其實這也揭示了這個國家的性質，而此也就是為什麼布希在九一一事件後以宗教戰爭之名還能召喚超能量支持的動力之原因。因此歐洲人經常無法理解何以美國是如此的道德化地對待公共事件，其實這關乎歐美現代化歷程的差異，而我們無法體驗歐美世俗化的歷史經驗，所以也就無法理解歐美現代性的特質。

在表象上，世俗化過程意味著對先驗性神權的否定，將權力轉交給現世與人世，而其真正的革命意義其實在於發現了內在性的層面（plane of immanence），於是，所有的實體於是都具有其本質、有其單一獨特性，本質不在是先驗層面的專屬權利。這種轉化在哲學科學上，從十三到十六世紀，經過三個世紀才告完成：在政治及人文思想上，作者認為集大成的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民主概念，內在性的層面與政治秩序匯聚在同一地表上，人文的真理完全脫離外在力量的中介，是被歷史、科技與政治所多元決定，而民主的單一基礎就是multitude。在此意義下，世俗化後主體的過程意味著總體典範性的改變，它無法逆轉地將人文與欲望放在歷史舞台的核心位置。然而這種革命性的新發現必然受到既有勢力的反挫，企圖建立高於一切的先驗性權力來宰制民主的內在力量。作者認為文藝復興是這股反挫力量的表現，最後以宗教戰爭與內戰來收場，於是延後了革命的持續進行。簡單地說，歐洲現代性的危機就是這兩股力量的衝突矛盾，解決持續衝突的的一個途徑就是：（1）對內以現代主權國家的建構，同時發明了民族（nation），在其下創造出人民的概念，置換掉multitude；（2）對外以殖民主義的擴張方式來建立他者，肯定自我。雖然以先驗性邏輯為主導的力量壓制了內在性革命勢力，但是後者並沒有就此散去，承認差異、相信自由與平等的思潮一直延續著，馬克思主義就是代表性的思想。

內在性的走向不僅在思想的層次存在，同時在體制中深化。一次大戰與蘇聯革命已經顯示以帝國主義為出路的資本主義已經面臨發展的極致，舊帝國主義國家無法擔負起轉型的任務，美國的新經濟政策的提出其實是超越帝國主義的起點，羅斯福與威爾遜綜合了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更新，以國家為主導的凱恩斯主義，用高工資、高消費，以及福特主義及泰勒主義吸納勞動力，進行資本主義的轉型。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同時塑造了規訓式的統治，將整個社會納入資本與國家的指揮系統，工廠與社會合而為一，逐步走向社會國家（social state）的新體制，也就是以國家為主導全面性規訓社會的形成，至此內在性被徹底的確立。美國新經濟的轉型成功將上述模型推向全世界，在二次戰後產生關鍵性的效應，去殖民運動在世界市場重組所形成的階層化構造延續美國的路線，去中心化的生產方式與國際關係框架的建構，是以全球性規訓社會為基礎，這些正是推動了超越帝國主義走向帝國生物政治的物質基礎。

由於帝國的形成是由歐洲模式向美國模式轉向的結果，因此作者回溯美國主權概念在憲政史上與歐洲主權的差異。在根本上，美國大革命後的制憲想像不是以歐洲民族國家為典範，而是有強烈的帝國傾向，許多性質與羅馬帝國的政治理論相近，帝國主權的特性在於其空間的開放性，它由multitutde納入網絡當中，是沒有邊界且具有包容性的，在其擴張過程中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調整；而歐洲民族國家發展出來的帝國主義，其空間是關閉的，具有侵略及摧毀性，將攻佔的領地納入其主權範圍之內。作者清楚的指出，當代帝國的出現是透過美國制憲方案在全球擴張的結果，是在其制憲過程的內部發展的逐步體現，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是從帝國主義向帝國轉向的推手，最後並在帝國構造中盤據關鍵位置的原因。

在接受《帝國》論證邏輯的前提下，我們要問從帝國主義向帝國的過渡中，它與其宰制對象的關係是什麼？在第六章殖民主權的辯證裡，作者指出民族國家主權的經濟基礎與歐洲自身的認同其實在於殖民地，透過殖民帝國主義的運轉，在經濟上掠奪資源，在政治及文化上製造種族差異、畫出疆界來處理歐洲現代性的內部危機。這樣的論點有效地將歐洲現代性與帝國主義綁在一起，不僅延續馬派的政經分析，顯然也受到後殖民論述的影響，但是在作者的歷史故事中，二次戰後在第三世界的去殖民運動只是複製了民族國家的形式，最後被納入世界市場。這樣的歷史敘事有其徵候意義，也就是第三世界內部的去殖民並沒有相對應地對帝國主義造成反思，或者我稱之為去帝國化的運動沒有在歐美區塊內展開，重新釐清帝國主義問題。理論上來看，去殖民與去帝國是一體的兩面，單面性的展開意義不大，缺乏對於這個全球格局的分析，無解釋帝國主義在戰後的延伸與轉化。作者對馬克思對印度社會的分析，認為印度唯一的出路是跟隨歐洲的路徑發展成西方社會，這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指控，但在他們自己的分析中並沒有被置換掉，依然將去殖民運動擺放在他們線性發展的單一敘述邏輯中來看待。二戰以來，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所帶動的反思是有限的，但是相對來看，歐美並沒有去帝國化的論述及運動出現，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這是反映了歐美批判份子的共謀性，還是顯示了歐美現代性聲稱具有反思性的假象？作者企圖把全球的反抗力量包入其反帝國的方案當中，這難道也是歐美現代性的延伸？其實，在當下逐步走出冷戰結構的歷史條件下，已是重提去帝國化方案的契機，處於帝國頂端的批判份子不能再錯失契機，反帝國的提綱雖然具有強烈的去帝國色彩但是必須建築在過去的歷史軌跡當中，重開歷史的討論，而不是與帝國邏輯共謀，急於將歷史抹去。九一一事件後喬姆斯基（Chomsky）的歷史化討論以對於美國左翼內部的反思都是在這條路線上進行的，但是大多來自歐美地區的回應似乎沒有產生更全面性反思運動，反帝國方案是否會重新開啟更大規模的去帝國運動仍然有待觀察。
這是相當關鍵的問題，從戰後全球去殖民運動的觀點來看，從帝國主義向帝國轉向，只是民族國家為基地向資本帝國的轉向，是從歐洲轉向美國，其間有相當強的連續性，是形式邏輯的轉變，沒有實質的差異，只是歐美現代性內部的差異：帝國主義與帝國沒有什麼不同。在下一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帝國的權力構造中的階序關係體現這個真實狀態。

四、美國到底是不是帝國主義？

讀者會感興趣的是，按照作者的理論推演，帝國如果是總體的權力形式，那麼美國的位置何在？它到底是不是帝國主義？這不是政治正確或是政治立場的問題，它牽扯到國際權力的運作形式與未來世界的走向，必須審慎對待。在台灣已經出現一種粗糙的閱讀，斷章取義的認為哈德與納格利明白的指出帝國主義已經結束，所以美國不是帝國主義，帝國是去中心化的，所以美國也不能主控。《帝國》到底如何論證這個問題？

《帝國》第十四章提供了部分回答上述問題的線索。作者提出帝國的權力構造是一個金字塔的圖像，可以切割為三個階層，三層內又有不同層次的運作。在第一層的頂端是冷戰結構解體後掌握了全球武力霸權的美國（九一一後軍事力量得到深化的機會），但是美國政府權力的施展經常是透過聯合國來取得正當性（九一一後兩者之間鬥爭的出現可以明顯看到美國已經凌駕於聯合國之上）。在此之下是以G7為主的民族國家，它們掌握了全球主要的金融機器，控管國家資本的流通；第一層的底端是由以上操作軍事及金融霸權的不同組織所構成，它們在全球的層次上部署文化與生物政治權力。帝國的第二層有兩個層次的權力運作，一個是由跨國財團來構成，一個是由臣服於跨國財團的民族國家所構成。跨國財團是以多層次網絡的形式來結構全球市場，透過這些網絡，資本、科技、人口得以流動：這些具有生產力的組織支撐也保證了第一層的權力運作，將最上層僵化的權力結構，透過龐大傳播網絡的建構，接合到世界市場，而世界市場透過重劃世界地圖，將不同的領土同質化也區分化。民族國家的體系在此過程中基本上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在政治上確保頂層全球霸權的運作原則，與跨國財團討價還價，在國內領土進行所得的再分配；簡單的說，民族國家中介了全球流通與在地的管理。金字塔的第三層主要由multitude構成，由於multitude無法直接被收編到全球權力結構的配置當中，所以得經由代表（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吸納，其中許多的貧窮地區是由民族國家來代言，聯合國的會員大會在形式上將multitude統合到全球權力機制中，但實質上只能象徵地對強權產生限制作用。除此之外，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是重要的作用者，也就是所謂的NGOs，它們分別在在地、國家與國際層次上操作。在複雜的NGOs組織當中，有一些團體企圖代表無法代表自身的「化外之民」，與一般組織不同，它們不為特定的團體爭取利益，而是以普遍主義之名來運作，如人權、和平、醫療與飢荒；由於它們深入社會身體，所以實際上是全球權力網絡的毛細管，有效地將multitude吸入帝國的體系當中。
在這個圖形裡，作者一再強調，美國與帝國不能畫等號，它的優勢位置在於它處於帝國金字塔的頂端，它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優勢與其在冷戰過程中的位置，以及如前面所提到的，它與舊的歐洲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帝國主義有關鍵的差異，表現在其立國當初具有強烈帝國色彩的憲法，提供了美國日後轉進的基礎。作者對於美國是不是帝國主義的定位是這樣的：在第八章裡，作者分析了從美國大革命至今的轉變，他們認為獨立宣言中強調自由的帝國法權想像與實踐是有落差的，其中，「美國帝國主義」這小節中，他們一方面相當清晰的指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歷程裡，美國不論在其國內或是國外，很直接的是帝國主義方案的作用者；他們舉了一些例子，除了對印第安人的打擊之外，當初對於黑人奴隸的高度剝削與歐洲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勞動力的剝削極為類似；十九世紀門羅主義其實是以反歐洲帝國主義知名進行的帝國主義；冷戰期間以反共產主義保護自由世界之名行帝國主義的宰制之實。另一方面，為了理論的論證，它們認為越戰是關鍵的轉捩點，是美國從帝國主義過渡到帝國的起點，真正宣布世界新秩序到來，是在後冷戰一九九○年代初期美國發動的波斯灣戰爭，因為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角色是在執行國際警察權，其使用軍事暴力不是在服務帝國主義而是服務帝國的利益。

所以說，美國是不是帝國主義不是他們的主要關切，在《帝國》的理論故事中，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成為唯一的強權，在法權的層次上不是以國家利益之名，而是接受新的國際秩序的徵召，執行全球權利的世界警察，這種情勢意味著世界權力結構，從以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關閉空間向帝國的開放空間的過渡。這是他們的核心論調，因為帝國的形成意味著嶄新的狀態，反帝國主義是對於民族國家的鬥爭，而反帝國是單一統合性的鬥爭。所以作者一方面聲稱美國本身在二十世紀自始至終都是粗暴的帝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同時強調我們不能因此遮蓋掉結構邏輯的轉化所帶來的新契機。

以《帝國》的理論來解釋美國國家機器在全球政治中的實踐，其實不是很有說服力。姑且不論九○年代波斯灣戰爭的性質，二○○一年以後小布希政權的國際權力運作完全與《帝國》的論證是逆向的：片面退出京都環保協定，九一一後強勢威脅各國參予表態，並且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與二○○二年三月違反WTO協定徵收鋼鐵高進口稅，這些都清楚的是以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為論述基礎，而非作者所言以維護全球權利之名行使警察權，其操作空間不是開放的而是以民族國家為界限，並有很清楚的國內國外分野，這個模式與歐洲帝國主義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就算接受作者的論證框架，我們也發現帝國主義與帝國的並置，而不是清楚的置換關係。其實作者大可不必為了理論邏輯的統合犧牲掉對於現實的認定，他們很可以說帝國主義與帝國的並存，這並不違反他們的立論，但是「從A到B」的基本論證模式再次掉入單一線性史觀的陷阱。我不清楚作者如何看待九一一後的變化，相對於柯林頓，布希政權意味著向帝國主義的倒退或是向帝國轉向的深化？或許作者會說，正是結構上已經轉化為帝國，才更凸顯了小布希的誤識，而其他的民族國家反而看到了美國國家機器還誤以為它可以繼續操控帝國機器；《帝國》要解釋的不是個別國家的自我想像或是投射，而是整體不可回返的轉向。

五、鼴鼠與蛇：什麼是multitude？

《帝國》的故事裡，multitude是不斷被指向的是反帝國的主體，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根據《牛津英語大辭典》，這個字眼早就存在，這少在十四世紀就被使用，所以multitude的存在早於歐洲現代化，不是一個新字。在中文的語境中很難找到準確的翻譯，在《帝國》的使用中，它指涉的意義是社會的下層，被壓迫的群體，與最近流行的字眼subaltern類似，所以用弱勢群體較為接近，涵蓋了賤民、邊緣人口、老百姓、民眾、群眾等。在第五章討論民族國家的主權時，作者引用霍布斯的講法將multitude與人民（people）作了分析上的區分，認為人民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物，被創造出來服務於國家主權的正當性，被賦予單一的共同意志，是構成民族的基礎，它對內走向同質化，對外具有排他性，其意義只能在那樣意識型態的脈絡中存在。而multitude是多元異質的，是一種具有包容性及開放性的關係，是民族國家無法統攝的弱勢眾生、魍魎，其存在先於國家主權概念，其意志與行動經常與人民相衝突，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必須將多元異質的multitude轉化成單一意志的人民。簡單的說，在民族國家的構築中，國家代表了民族，民族代表了人民，人民代表了multitude。然而，這只是民族國家的主觀意願，企圖統攝multitude，但是無論民族國家如何轉變，就算是已經轉化到後現代帝國時期，multitude都沒有被摧毀，依然頑強的持續存在。《帝國》對於multitude的再發現，是企圖跳出民族國家來思考，在現代民族國家之外與其形成之前，找尋無法被統攝的力量。在不同的討論脈絡中，multitude較為清楚的意象包括窮人、無產階級、激進份子以及非物質性勞工等等。Multitude被賦予反帝國的重責大任，其在基本上有幾個方面的意義：(1)在前一時期的工業生產體制中，工廠的勞工階級作為歷史的主體，被擴大為以所有形式進行生產、具有包容性的multitude；(2)以multitude來打破當前認同政治無法相互合作的僵局，而合作的可能性在於發現共同敵人；(3) multitude的共同敵人已經不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它只是帝國構造的一個重要地層，所以真正的敵人是帝國。

作者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二年洛杉磯事件、一九九五年巴黎的連續罷工、一九九六年的漢城大罷工為例，來顯示multitude拒絕壓迫，以及一種新的無產階級團結與激進性。這些事件的特性在於表面上看似根植於在地鬥爭，但是快速地躍起，打擊帝國構造的普遍機制；同時，它們不只是政治、經濟的鬥爭，也是社會、文化的鬥爭，所以是生物政治的鬥爭，在生活中開創新的公共空間與新形式的共同體。他們認為這些抗爭形式已經不是當初馬克思以鼴鼠開地道的模式：鼴鼠在公開的階級衝突中爬出地洞，然後潛入地下、繼續鑿洞，等待下次時機成熟，再次浮出地面。新的抗爭是以蛇不斷蠕動的形式來進行，在帝國的地景中到處蔓延。他們認為在資本建立起全球性通行的生產及控制網絡後，單一事件的爆破力就顯得更為強大，這些蛇狀的抗爭在個個點上直接攻擊帝國秩序，由於帝國權力的虛擬化，它的中心點在任何點上都可能受到攻擊。所以，抗爭不再是縱向的組織與橫向的連結，蛇的攻勢是彎曲爬行，突然躍起，咬住帝國的心臟。由於帝國的權力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運作，反帝國的力量也必須在同一層次出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在全球思考，同時在全球行動。

Multitude是在什麼樣的結構性狀態中浮現，進而得以成為新歷史主體的可能？按照《帝國》的論證，multitude出現的條件在於新的剝削場域是非物質性的，作者稱之為non-place。無產階級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回應於他們的挑戰，資本以科技來轉化勞動過程，改造生產關係與宰制關係，所以剝削的場域是在這個不斷的辯證關係中被決定，具體的場域是在工廠當中。勞動力雖然是生產關係中內在的因子，被視為資本的資源，但是同時它也是外在於資本場域，解放的希望在這裡生根。而在當前的世界裡，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早已走出工廠，覆蓋了整個社會身體；社會關係完全的被吸收到生產關係中，對其進行投資，使得社會生產與經濟生產無法分割、不再有外在性。在資訊網絡為主導的新經濟裡，生產與宰制的體系被高度抽象化，不再有具體的場域，抽象的勞動是沒有場域的活動，它以合作形式來進行，multitude的勞動變得高度的流動與彈性，解放的欲望也四處流竄。由於生產力幾乎完全的去在地化，不僅生產商品，也產生豐富的社會關係。新的生產力是沒有場域的，它無所不在，剝削就在這個非場域中進行，multitude創造力的普遍性、自由、欲望、勞動在後現代生產關係的非場域中發生。在這樣的高度交又重疊、多元滲透的條件下，勞動是一種社會力，受到知識、感情、科學、語言的激發，成為一般性的知識生產活動。勞動的出現表現在行動的力量，一方面它是單一的，因為它是multitude思考與身體的場域，另一方面它是普遍性的，因為multitude所表達行動的欲望（從虛擬性到可能性）是有共通性的，也只有在此共通性下，生產得以發生；簡單的說，行動的能力是在共通的地方發生，由勞動、智慧、熱情與感情所構成。

對於以上問題的討論是相當抽象的，但是基本前提在於：帝國體制得以搭建的物質基礎在於生物權力全面性的鋪蓋到社會身體上，於是multitude作為帝國的底層完全內在於體制，支撐它的運轉，從multitude的角度來看，帝國的統治是一個空殼，或是說寄生在multitude的身體上，也就是說帝國是果而不是因，它是新的multitude力量崛起的結果。作者進入二十世紀的歷史裡指出，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九年的共產主義革命，一九三○、四○年代的反法西斯鬥爭，六○年代至八九年的社會解放運動是革命運動不斷的向前推進，在過程中轉化階級衝突的對象，建構新的政治主體性，這些顯示的是革命運動沒有被擊敗，而是有節奏的走向成熟，最後以multitude為政治主體直接對抗帝國的形式來表現。

在反帝國的討論中，他們坦白的表示沒有能力畫出有效的反帝國藍圖，只能在理論邏輯上推演，因為另類方案只能在實踐中浮現。但是理論上來看，帝國的新情勢造就了multitude的結構性位置，反帝國的主體與動力來自於全球multitude普遍性存在的反對意志（will to be against）；在新的條件中，帝國權力無法規訓multitude的力量、只能強加一般性的社會及生產能力，工資體制作為管制作用被有彈性的金融體系取代，宰制則透過傅播網絡來進行；在帝國的地層中，剝削與宰制如此建構了非場域的操作空間。如果已經沒有外在空間，那麼反對必須在所有地方進行。multitude的反對意志以三種形式來出現：遊牧、放棄、出走。帝國的權力在於其全球性，反帝國不可能孤立於在地的抗爭，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從帝國的內部將它推到極致，加速它的過程，超越它本身的侷限性。引用班雅明的講法，作者認為對抗帝國體制的文明需要有一種新的想像，他們稱之為新野蠻主義，新野蠻人的身體是後人類的，因為它的本體性生存條件已經與機器及科技相容，它不僅拒斥任何的指令，無法適應所有社會的管制，同時必須能夠創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其反對意志與解放的欲望來超越帝國。

在multitude反抗帝國的最後一章裡，作者總結性的指出：相對於現代的權力構造，帝國造就了更大革命的可能性，主因在於被剝削、宰制的multitude是直接對立於帝國，兩者之間的中介過程已經消失。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提出三點政治訴求：（1）全球公民權：以大量流動的外籍勞工為例，取得全球公民權的基本意義在於multitude能夠有居留及工作的權利，直接挑戰帝國機器對於multitude生產及生命的控制，才可能設計出新的連結圖像。（2）社會薪資權：新的無產階級不再是工業生產的工人階級，在所有人被納入帝國生產的同時，就必須以社會薪資來保障所有人的收入，這正是全球公民權的重要環節。（3）生產工具的挪用權：就是multitude得以自由使用與控制知識、資訊、傳播與感情的權利，在掌握這些新的生產工具的同時，multitude才能形成有統合性的計畫，建構自我的生命，對抗敵人，創造新的社會。

很顯然的，哈德與納格利延續馬克思政冶經濟學的分析，從生產關係的觀點以multitude作為歷史主體來置換工人階級，在論証過程中以經濟生產為基礎，延伸至政治、社會、文化及欲望的場域；這樣的建構方法在後認同攻冶的運動脈絡中有多少的說服力、能產生多少召喚的力量還有待爭議。就算是我們把《帝國》當成是左翼思想的內部對話，還是得看到：如果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展在世界不同的區域中有不同的屬性，抹掉不同的歷史厚度不但喪失解釋力，也就喪失了發現真實接合點與新接合原則的可能性；同樣的，形成帝國的歐美歷史軌跡與multitude不可分，multitude內在於歐美／後現代性，不能掌握不同區域中multitude的特定屬性，也就只能期待multitude會如同蛇一般的連結起來成為反帝國的主體，這種強烈空洞化的傾向使得總體理論故事讀來蒼白。整本書以具有戰鬥性的運動份子來結尾，作者很顯然的看到反帝國的革命運動是要經過連結、接合與組織，於是我們再次回到歷史問題：運動的接合主體不是處於真空狀態，不再可能接受反帝國總部下達的統一指令，跨地域的連結如果可能，發現共同敵人只是起點，民主形式只是中介，組織工作如果是在釋放解放的欲望，那麼還是無法脫離對於特定在地歷史與文化的認識，這也是我稱之為新的國際主義與在地主義不斷辯證的必要性，全球主義的立場與發言位置以反帝國的姿態來出現，很難empower活在歷史內部的抗爭主體。

六、結語：去帝國化問題

在後九一一的時空中閱讀〈帝國〉，讓我們看到理論論述的侷限性，事件件後全球政治面臨的轉變，很難割掉軍事帝國主義的面向，事與願違：帝國主義沒有結束。但是這也不意味著對於該書的全盤否定，畢竟它所指出的正在浮現之新社會邏輯是有助於思考的。《帝國》會受到普遍性重視的部份原因來自於全球化過程帶來的普遍性焦慮，進步力量在束手無策，只能進行現象描繪的條件下，哈德與納格利堤供了一套分析，將對於全球化問題本身的討論扭轉到帝國的討論，並且提出了想像性的戰略；同時，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加速了《帝國》的聚焦作用，或許它的貢獻不在於它理論命題的真確性，而是在於它把帝國主義再次帶入批判圈的討論。

最後，跳出《帝國》的理論架構來討論，我再次強調此刻重新開啟去帝國化問題的重要性。在別的文章中（參見〈9ll後美國想像的轉化〉，《讀書》，十一期，二○○一），我提及全球性的去殖民、去帝國化與去冷戰是三位一體的運動，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無法全面性的展開，重新面對殖民主義所帶來的長期歷史、文化、政治效應，肇因於二次戰後冷戰體制的快速建構，冷戰中的左右對立同時成為前／帝國主義地區的去帝國化運動無法推動的藉口，使得對於其殖民地及自身所造成的禍害、傷口與文化效應的全面性反思受到阻絕。換句話說，冷戰的歷史性建構中介了新／帝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延續；所以殖民主義、冷戰與帝國主義是同一個連續的過程。從當下的時間點來看，其中的效應之一就是在蘇聯及東歐的解體之後，美國「自然的」成為全球唯一的霸權，以軍事與經濟的力量主導了世界的走向；前／歐陸帝國主義對於美國的妒恨，一方面促成了歐體的形成，另一方面在相對弱勢的情況下，更不願意重新面對其在二次戰前的幾個世紀中對於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所造成的傷害，也更不可能看到帝國文化主體性的本身與殖民地之間是無法脫鉤的。不管是從歷史實踐或是理論上的推演，前／殖民地的去殖民運動除了重新自我清理過去的殖民經驗外，必須搭配著前／新帝國的去殖民化運動，否則是不可能進行的；日本軍事帝國主義的戰爭責任問題、慰安婦問題、教科書問題的困難，反映的是這三重結構的交叉性，但是至少日本的批判性份子還是在面對歷史問題，我們並沒有看到歐美的批判圈興起平行的討論。歐美批判性的左翼份子，其發言空間部份來自於全球冷戰構造中的左右對立，但是以階級為主軸的自我認同、定位與分析，何以能夠閃掉其身處帝國主義地理空間的去帝國化歷史任務，是值得深究的，是因為左翼在其所處的前／帝國內部力量的薄弱？還是以當下的階級問題置換了其他歷史問題的討論？去帝國化問題的提出，不是簡單地對歐美批判份子的指控，因為它同時關乎前／殖民地的帝國欲望與想像，在國族主義的驅力下轉化成「他們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弱肉強食的帝國動力。如果主體性的歷史構造至少包括欲望、身體與思想三個層次的相互拉扯，那麼主體性的重建與解放也必須在這三個場域中同時進行；這也正是去殖民、去帝國化與去冷戰三位一體的反思運動必須操作的場域。全球化和平的呼籲，不是簡單的普遍主義的人道訴求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資本的流動可以促成的，而是在既有的歷史基礎上，通過面對歷史的過去與當下，才能看到光亮。

慼謝賀照田、汪暉、丁乃非的閱讀與討論。

來源<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26/journal_book_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