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與台灣社會

一、主題

婦援會原訂於本週三舉行每年一度的慰安婦遊行活動，除了抗議日本政府處理慰安婦事件的不合理態度，也讓台灣慰安婦有機會站出來表達她們的心聲。除此之外，慰安婦遊行每年皆與全球其它慰安婦抗議活動同步舉行，因此意義甚為重大。半個世紀過去，慰安婦在時間的洪流下，似乎成為歷史殘骸；然而事實上，她們的存在卻赤裸裸地暴露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殘暴，與現今日本政府對慰安婦求償議題的閃避與退縮。由於讀書會在處理後殖民問題上，不僅要面對二戰過後的全球化和新殖民主義，更不斷觸碰到戰爭時期就已埋下的帝國情結；有鑑於此，讀書會決定參與這次遊行活動，以行動體現對慰安婦議題的關注，並同時對帝國主義、以及任何一個不願面對帝國主義的指控和歷史錯誤的國家，表達抗議。
然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這次慰安婦遊行在活動前一天被臨時取消了。婦援會高層給予的理由是，由於此時正值全台忙著救援被莫拉克颱風所肆虐的南台灣，慰安婦抗議遊行的舉行將會造成不好的社會觀感。於是原先訂為在日本交流協會前面舉行的遊行活動，將改為投寄抗議信替代。讀書小組在這一情況下，不得已也取消參加抗議活動的行程，改為前往婦援會，以確切瞭解目前婦援會對抗議遊行的後續處理狀況，並表達我們對這一事件的關心。
但我們到達婦援會後，並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婦援會的工作人員除了只能表達取消遊行的決定是出自高層之外，對於我們關於後續行動的詢問，卻未能有明確的說明或計畫。由於同去的姿萱學姐擁有長期和婦援會接觸的經驗，再加上她的碩士論文題目正是探討慰安婦的再現，以及慰安婦對日本的求償問題，所以讀書小組最後決定訪問姿萱學姐，以更進一步瞭解慰安婦議題、婦援會，以及其與整個台灣社會的關係。



二、討論

回到慰安婦議題上，姿萱學姐告訴我們，台灣慰安婦和婦援會之所以不願意接受日本賠償，是因為賠償問題所牽涉的慰安婦再現，以及背後日本對自身戰爭責任的詮釋，是充滿問題的。日本政府認為，戰爭所帶來的死亡與暴力，使得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儘管被指控為性暴力的施暴者，日本政府卻辯稱真正的施暴者是戰爭本身；日本作為戰爭底下的受害者之一，所犯下的罪行都是「不得已」、「非常態」的。在這一詮釋之下，日本作為施暴者所應負的責任，被龐大的戰爭大傘架空了。真正的犯罪者於是悄然隱身於歷史中，強暴者的形象不再是日本士兵、軍閥，甚或日本的帝國主義，而是一個抽象、模糊的名詞：「戰爭」。戰爭既已承擔大部分責任，日本政府面對慰安婦，便能以一個仁慈、寬大的形象出現。從施暴者搖身一變為施惠者，日本政府向慰安婦表達同情、憐恤，並在金錢上給予救助。然而在這種意義下的賠償金，無論金額有多高，代表的卻只是一個慈善機構對貧困者的憐憫，而非一個犯罪者對受害者的歉意。另一方面，許多民間團體如台灣的婦援會，並未被日本一廂情願的詮釋說服，反而更積極抗議日本在慰安婦事件上推卸責任。為了捍衛慰安婦的權益，他們透過各樣管道向日本政府表達不滿，每年一度的抗議遊行便是其一。這些抗議團體也力勸慰安婦阿嬤們不要接受日本方面的賠償金，以爭取真正的正義。台灣婦援會對慰安婦的關注始於王清峰律師，而婦援會志工們多年來給予慰安婦阿嬤們的陪伴和關懷，也獲得社會的肯定。
然而在慰安婦方面，如今年老體衰的阿嬤們，在晚年孤獨、經濟貧困之下，的確需要一筆外來金錢維繫生活。在婦援會志工們的協助下，她們雖不致流落街頭，經濟上的迫切需求卻也從未解除過。現實的困境使年老的慰安婦們面臨兩難抉擇：接受賠償金，等於否認日本的戰爭責任；不接受賠償金，便無法改善貧困。事實上，婦援會以及其它抗議團體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也在這當中看到，慰安婦的主體性以及她們的需求，更應該是所有抗爭活動中被關注的焦點，不應被忽略。
關注慰安婦的主體性，並以此來檢視這次因故取消的慰安婦抗議遊行的同時，我們發現台灣社會與慰安婦議題之間幾個值得討論的面向。莫拉克颱風所造成的自然災害是目前大眾關注的焦點，婦援會基於社會觀感而臨時取消遊行，似乎是合理的決定。然而更進一步來看，婦援會所在意的「社會觀感」卻暴露了台灣社會的重重問題。莫拉克颱風和慰安婦議題原是不同的兩個事件，而今被置於同一討論空間，並因前者而犧牲後者，顯示這兩個事件的確在媒體曝光度與民眾心力層面上造成拉扯。然而要問的是，慰安婦遊行的意義是否建立在媒體曝光度上？亦即，抗議遊行是否過度依賴媒體，使得決策者在心理上產生「沒有媒體，遊行就沒有意義」的感受，而導致向日本抗議的目的和意義因此被沖淡？另一方面，如果慰安婦遊行的舉行將給予社會大眾「製造內亂」、「不能團結一心救災」的觀感，那麼我們應該問，向日本政府發聲的慰安婦遊行在何種層面上有「製造內亂」的嫌疑？假如總是曝光率不足的慰安婦議題，這時刻出現在社會新聞的版面，它有足夠的版面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嗎？或者，吸引讀者注意後，將撩撥起的社會反應是什麼，而這些反應會是內亂而阻礙救災行動嗎？此外，當考慮到大眾心力不足的狀況時，姿萱學姐提醒我們，往年參與遊行的人數總是稀稀落落；而取消遊行後，人力是否真的轉入救災行動，更是一個難以評估的問題。如此一來，所謂大眾心力上的拉扯，是否嚴重到必須取消遊行活動不可？更重要的是，在決定舉行遊行與否的過程中，慰安婦阿嬤們的聲音似乎消失了；她們本是抗議活動的主角，然而她們此時此刻的心情、看法，在整個事件中並不被聽見。
當婦援會高層以水災來比較慰安婦遊行的嚴重性時，毋寧是忽略災禍所造成的傷害原是不可比較的。另一方面，遊行的輕易取消也透露出台灣社會對慰安婦議題普遍不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姿萱學姐告訴我們，除了仔細傾聽慰安婦阿嬤們的聲音之外，我們還能做的便是與國外的抗爭團體連結，一方面在國際線上向日本政府施壓，另一方面也藉由國外的聲音引起國人對慰安婦議題的關注。莫拉克颱風使慰安婦的困境雪上加霜，然而同時也暴露婦援會，甚至台灣社會內部的問題；一時的天災也許會影響活動，但慰安婦議題是否在往後能得到社會持續的關注，則是更值得關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