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讀書會主題為參觀台灣文學館，並探討所謂「台灣文學」如何在一國家博物館中被詮釋、呈現，而其呈現方式和內容又代表什麼意義。
台灣文學館座落於台南市中心地帶，前身是台南市政府，而在更早的日據時期則是台南州廳，館中尚保留州廳時代的地基及其建築特色。為呈現台灣文學的發展軌跡，文學館依照歷史時序，首先陳列原住民文化語言，而後有荷蘭語、西班牙語、台語、客語、日語等各種語言的書寫與記錄。文學館所展出的台灣文學，基本上以殖民政權的移轉來分期。而貫穿各個時期的，則是作家藉由文字，對當權者所表現出的抵抗精神：例如日據時代，台灣作家如龍瑛宗、賴和，屢屢在作品中控訴殖民者對台灣人的壓迫；而後白色恐怖時期，則有二二八、美麗島事件的紀錄和反思；六、七０年代因社會、政治的苦悶，而有逃向西方的現代主義作品；此外，更有掙扎於性別倫理、挑戰社會規條禁錮的《孽子》（白先勇）和《鱷魚手記》（邱妙津）。另一方面，文學館也極力跳脫平面式的展覽。館內另外播放紀錄片、詩歌朗讀、原住民搖籃曲等等。一方面使參觀者能透過聽覺感受台灣文學，二方面似乎也說明台灣文學並不侷限於文字的表現形式，而是更充沛地蘊藏在詩歌、民謠的韻律中。
除了常態展之外，我們這次參觀剛好遇上館內的兩個特別展：一是蘭嶼文化展，二是題為「遇見台灣詩人一百」的台灣詩人展。在蘭嶼文化展中，文學館特別展出象徵蘭嶼文化特色的原住民飛魚祭，內容包括繪著圖騰的服飾、頭飾，甚至連船隻的大小都是擬真重現。而在詩人展中，文學館選列的台灣詩人自生於一九一三年的巫永福始，至一九六一年的泰雅族詩人瓦歷斯‧諾幹（Walis‧Norgan）終，共一百位，時間跨越將近半個世紀。
二、 討論
對於文學館對台灣文學的分期方式，柏逸嘉老師首先發問，如果至今仍有原住民作品問世，為什麼在台灣文學史中，原住民文學（包括歌謠等）被擺放在時間線的前端，即史前史的位置？而這種置放又代表著什麼意義？此外，對照現下原住民文學的弱勢，我們發現，儘管原住民文學依文學館所示，在台灣歷史開始之前便已存在，在社會上卻似乎始終不具重要發聲位置。這種弔詭，似乎呼應了陳光興在《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中所說：「以漢人為中心的論述大致上會同意『台灣的歷史是一部被殖民史』（邱貴芬，1992：1），也才會導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觀，於是將原住民『五千年歷史』視為史前史（史明，1980：11）」（77）。以漢人為台灣歷史的中心，正是台灣國
家機器（state）長久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政策。在歷史上，原住民並非沒有文學，其文學也並非不豐富，然而當其它族群落在歷史的視焦之外，漢人成為視野裡唯一的焦點，這些少數族群便不得不被邊緣化、弱勢化，原住民的存在因此更顯得模糊不清。由國家所設立的台灣文學館，多多少少反映了漢人中心論的盲點。但我們也發現，關於少數族群的弱勢，台灣文學館並非毫無察覺。在編列台灣作家及作品時，文學館某種程度上皆收錄了原住民作家的身影及其作品。有鑒於現今社會對原住民族群的逐漸重視，文學也展現它對社會脈動的敏銳觸角；原住民文學是否能在未來台灣文學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將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指標。另外在參觀「遇見台灣詩人一百」詩人展時，香琪和漢友也觀察到，在所編選的一百個詩人，在年紀上似乎都偏上個世代，而當中又屬一九三０到六０年代的詩人最多。這段時間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分界點，橫跨日據和國民政府來台時期。面臨政權的轉移，台灣詩人的心情轉折皆記錄在作品上。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當文學館回過頭來，強調這段時期的變動，將目光集中於這些作家，並將他們編入「遇見台灣詩人一百」特別展中，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另一方面，如果如陳芳明在〈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一文中所說：「戒嚴體制一旦瓦解後，[…]台灣意識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女性意識文學、同志文學、環保文學等等的大量出現，不僅證明一個多元化思考的時代已然到來，並且也顯示文學創作的豐收時期即將浮現」（24），此次詩人展顯然省略了九０年代之後出現的詩人。而近代詩人的缺席，在整個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下又代表什麼意義？
此外，「遇見台灣詩人一百」特別展也透露常態展中，台灣文學分期方式的瑕疵。在常態展中，台灣文學的分期大致是依照政權的轉移。然而許多跨越日據與國民政府時期的台灣作家，顯然無法輕易藉二次大戰的結束切割自己的書寫，他們對每個政權的適應無疑是冗長且充滿掙扎的。「遇見台灣詩人一百」特別展中，有許多位詩人不僅經歷從日文寫作轉習中文寫作的窘迫，也經歷兩個時代互換的艱難。文化、社會顯然無法像政權的轉換一般容易切割，時代與時代之間的相互滲透，也不是一片展覽櫃中的玻璃窗所能阻隔的。特別展中的台灣詩人，以書寫銜接政權移轉的隙縫，同時也暗示任一種依賴政權起始與終結的分期方式，都隱藏著某種程度的暴力。
走出文學館，老師另外拋出一個問題，要我們觀察文學館座落的位置，以及落成的時間點，是否具有什麼社會含意。當中值得思考的是，當台灣文學館不僅設於台南市的中心位置，更鄰近台南孔廟和台南市警局時，是否將啟動一種無形的社會意識；換句話說，文學所激發或反映出的社會認同和想像，與教育、國家警察制度相連時，將會發生什麼化學效應，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面向。而這些問題，或許在接下來幾個禮拜的閱讀裡，會得到相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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